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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访谈

一个世纪老人的拓荒情怀

国际海运网  2008-07-30

  有人说,袁庚是资本家,有人说,袁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人说,袁庚是中国改革之星,有人说,袁庚是中国十大改革闯将之一……那么,曾站在中国改革开放风口浪尖的袁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7月初的深圳,烈日如火。7月6日午后,记者随同原招商局副董事长江波、原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郭禹及本网CEO康树春等人一道看望了已离休在家的袁庚老人。


  一进袁庚家门,就看见客厅里立着一个灰色石雕,二三十厘米高的雕像上,雕刻着邓小平与袁庚在蛇口工业区谋划未来的场景,两位老人精神矍铄,炯炯的目光中,透射出开拓者的刚毅与执著。


  91岁高龄的袁庚老人忽略了自己身体的不适状况,坚持要到客厅接见大家,他拄着拐杖缓步前进的身影刚出现在门口,爽朗的笑声就已穿透整个房间。袁庚,就是这样一位开朗乐观的老人,即使闯过再多的惊涛骇浪,也依然镇定从容。我不由得想起厉以宁教授的词句:“何须计较沉浮事,褒贬从来一阵烟。山涧过,是平原。”已是耄耋之年的袁庚老人,早已心静如水,满眼平川了。


  袁老详细了解了中国海运60年青史人物评选的相关情况,并与大家一起讨论评选章程,对评选工作非常重视。回想起风云变幻的历史,袁庚老人感慨良多,他缓缓地说:“中华民族一直在反思中前进,没有谁能阻止历史前进的车轮,不管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有一些思想潜移默化进人们的头脑,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的发展。”


  鲁迅先生说,在“黑屋子”里生活习惯了的人,连开个“窗户”透气的念头及其勇气都是没有的。袁庚也同样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黑屋子”里生活习惯的人,他的勇气来自何处?他在耳顺之年挂帅出征,又是受什么力量驱动?拥有着怎样的拓荒情怀呢?


  穷则思变,祖宗不足法


  1978年,饱经沧桑的中国终于走出十年浩劫的禁锢,却无法走出贫穷落后的困境。内地百姓都是在“黑屋子”里生活习惯了的人,并没有开窗透气的念头,可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却像飞蛾扑火,明知生的希望渺茫,迫于生计,还是一批批偷渡去香港讨生活。提到这段惨痛的历史,袁庚老人扼腕叹息,“一个300多人的养殖场,一天偷渡者竟有30余人。蛇口海边,每天都有偷渡而溺水者,从后海海岸到赤湾沿线,七八公里的路程,最多时一次曾经发现8具尸体。”他心痛地说,“不是生计艰难,有谁愿意在冰冷的海水中葬身鱼腹呢。”


  当时的蛇口,正如她的名字,就是一条大蛇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戎马沙场大半生的袁庚老人,年愈六旬挂帅香港招商局,他每次看到香港电视台有关谴返大陆偷渡者的报道,都倍感压抑,电视机可以关掉,心窗却无法关掉。偷渡事件,让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痛心疾首,并开始思索强国富民之路。


  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招商局坐镇香港,袁庚身处经济异常活跃的繁华之地,眼睁睁地看着董浩云、包玉刚等人买船、建码头、兴建实业,自己却受困于内地的计划经济体制枷锁下,无法作为,其内心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宋史•王安石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从这个理论来讲,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治世不一定采用同样的方针。那么,当时中国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过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并不一定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推敲。


  正应了《周易》上的那句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如今,每当提起改革,人们就会想到深圳,而提到深圳,就会想到蛇口,就会想到这个引领蛇口走在改革风口浪尖的智慧老人袁庚。然而,在那个闻利色变,谈富色变,谈钱脸红的年代,袁庚开创蛇口模式,以招商局这样一家企业的名义在蛇口办工业特区,确是平地惊雷,颤动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每一根脆弱的神经。


  老骥伏枥,俯首甘为拓荒牛


  今日蛇口,并没有像袁庚最初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类似于英国阿伯丁的海港城市,而是以她的美丽、繁华、喧闹、拥挤逐渐成为深圳特区内的一个城区。四海公园内矗立着世界最高铜牛雕塑,海岸上矗立的“女娲补天”雕像。拓荒牛、补天女,正是深圳人、蛇口人的精神及其情怀的写照。


  袁庚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市及其蛇口工业区,头顶‘经济特区’的光环,表面上风光无限,但是,作为一个与现存的经济秩序与运行体制迥然不同的‘怪胎’,一个几乎与整个中国人固有观念与逻辑对立的反叛体。”我想,这样的一种处境,袁庚与所有蛇口人当时的处境,必然会是一边埋头拉犁,一边还要瞟瞟暗地里随时可能落下来的鞭影……


  就在这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况下,深圳市政府成立,中央决定让袁庚升任深圳市市长。升迁,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是平生第一件大喜事,对于处在风口浪尖的袁庚,更是难得的机会,而袁庚却坚决辞去了深圳市市长一职。


  提到当时的情况,袁老说自己是“从广东省委一路游说到中央”。当时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书记找袁庚谈话,说举荐袁庚任深圳市市长这个事情已经得到了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支持,任命书不久即将下达。


  当时的招商局仅为局级单位,从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调任香港招商局任副董事长,充其量不过为正局级,这次是官升副部。面对这样的关乎前途命运的谈话,从常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对组织上的信任表示感谢,或是当场表态要做出哪些成绩来回报组织,而袁庚,却破天荒地提出一个亘古及今都罕见的问题,“任书记,我去当深圳市长,是特区的负责人,行政上还是要听省里的吗?”这话让任仲夷是丈二的和尚摸不到脑袋,几番询问,才知道是袁庚个性使然。


  袁庚个性率直,甚至喜欢挥洒个性,做人做事都不希望束手束脚,也喜欢独当一面,他说这叫“担当责任”。他不喜欢有太多的官员在他头上吆东喝西,指手画脚。任仲夷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他就任辽宁省、广东省最高领导以来,从未见过对到手的升官机会不为所动的下属。他只好由着袁庚游说到北京,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最终同意了袁庚“在蛇口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跟随着袁庚的思绪,我与他老人家一起飞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袁庚的鼎盛时代。袁庚在心里跟着当时风靡大陆的台湾女歌星邓丽君默唱着:“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蛇口,就是他心目中的夏威夷!


  没有当年的这个决定,也就不会有袁庚30年前在蛇口战天斗地,以急先锋的形象在中国改革开放舞台上狂奔了14个寒暑的艰难历程。这头拓荒之牛,一路挟裹在卖国、拜金、挑战国家体制骂名之下,60多岁开始蛇口创业之路,从基础设施建设、招商、招募人才这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到捕捉蛇口改革开放精魂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诞生,蛇口工业区凝聚了袁庚的全部心血。


  袁庚回忆说,自己曾因为给工人发奖金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虽然在今天奖金已成了人人热衷拿的报酬,但在当年,4分钱的奖金买效率却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如今听起来并不觉得突兀,而在80年代初期,这个在蛇口工地上耸立起来的标牌像一声“春雷”,因顶不住从中央领导到地方企业的多重压力,不得不摘掉。后来实践证明,正是这个口号让商业的利益在中国变得正当起来。


  而为了让经济的身形上不要承载过多的负担,袁庚以“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一系列的改革说明,中国过去以刑法做张本,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的方式,终于被注重民法,以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为前导的管理方式所代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


  记者离开的时候,袁老坚持要送到门口,我们坚决不肯,最后还是没能拗过老人家的热情,他拄着拐杖,缓缓地挪动着碎步,一路相送到门口。凝望着袁老那慈祥而又坚定的目光,我们感慨万分,在依依惜别之时,我们从心底里默默地祝愿这位世纪老人晚年快乐,健康长寿。(谢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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