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高龄的卓东明是一位很热心的老人,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有关中国远洋发展的诸多问题,在卓老娓娓的叙述当中,我走进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一段段往事鲜活地呈现在眼前。
让我们泡一壶香茶,听卓老讲述那些曾推动中国远洋事业发展的陈年往事。
第一杯茶:前卫年轻的老人家
第一次见到卓东明老人,是今年五月份在上海朱家角,卓老是到朱家角去参加中国海运60年青史人物评选的专家座谈会。79岁的卓老已长住美国,为此事特意从美国直飞上海。见到他的时候,我很感惊讶,他头发乌黑,精神饱满,腰背挺拔,步伐矫健,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位79岁的老人家。
与年龄不符的还有卓老的心态,他下飞机的时候,我看不出他有疲惫的神情,悄悄问他,他开心的笑了,还告诉我一个小窍门,说自己回国的前几天就把时钟调成北京时间,别人睡觉的时候,自己看书或看录像,提前把时差倒过来了。长途奔波,年轻人看来都是苦差事,这位老人没感到苦,还很为自己发明的倒时差方法感到得意。这份乐观与豁达,让人由衷敬佩。
第二杯茶: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第二次见卓老,是在大连,卓老带着相濡以沫的夫人及爱孙,在美丽的海滨留下祖孙共享天伦的幸福回忆。
卓老退休后,写了很多篇文章,把弥足珍贵的,几乎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记忆翻拣出来,一个个人物,一段段历史的陈述,让后人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听说我要了解我国远洋发展的一些细节,卓老非常热心,他为我讲述了他所参与和经历的一段段不为人知的鲜活历史故事。试行船员定船包干制度、体制改革救活一家船厂、为中国远洋公司搭建网络平台……这些尝试,加快了中国远洋事业发展的步伐。
荀子的《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国海运事业今天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如卓老所说的,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出来的。
船员定船包干制度的由来
记者:过去船员在船上工作十个月就下来休假,休假之后再到另一条船工作,船员班子的流动性很大。您为什么要把船员固定到某一条船上,实行船员定船包干制度呢?
卓东明:过去的船员在船上是十个月就下来休假,休假后再上另一条船,班子的流动性特别大,大家轮着下船,班子经常改变。大家都抱着临时的观点,船上的管理很混乱。
1979年10月29日,玉林轮回到黄埔港。我作为船舶技术处的处长,跟随公司领导听取玉林轮的工作汇报。看到该轮超额完成任务的新气象,我想到当时安徽、四川等省推行“包产到户”制度,便在汇报会上提出,能否将这套船员和领导班子相对固定,由公司提出技术安全、运输、船舶维修等指标,将修理费用交给船上自行掌握,节约部分提成奖励,实行所谓的“船舶定船包干”,并建议召开一次在港船员的现场会议。
记者:打破旧传统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制度为什么能在短短7天内就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并在全国迅速得到推广?
卓东明:应该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经过十年浩劫的神州大地得以枯木逢春,面貌焕然一新,全国的改革劲头都很足,改革步伐也很大。
船员定船包干制度一提出,当即得到广远经理赞同。11月2日,公司党委召集会议讨论,党委当场拍板同意。11月3日,我们便立即去“玉林”轮草拟承包协议。11月7日,广远在玉林轮召开有在港的9艘船代表参加的现场会议,推动了船舶定船包干工作,并将这一制度改称为“船舶经济承包责任制”。
玉林轮实行“船舶经济承包责任制” 后,还得到了交通部、国家计委和经委的肯定,并号召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推广。
记者:船员定船包干制度,对我国远洋发展起了哪些推动作用?
卓东明:我认为,实行了“船舶经济承包责任制”后,广远的公司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表现在:
第一,船风船貌得到较大改善,违反纪律,不团结现象大大减少;船员的临时观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第二,运输任务完成得很好,运输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实行“定船包干”后,船舶的营运率从过去的80%左右,提高到90%,解决了多年来营运率低,浪费运力的现象。
第三,船舶技术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机件损坏事故少了,1980年广远公司全年的船舶计划修理费用节省了30%,约300万元。
第四,在配备船员方面,船舶领导有了自主权、挑选权,改变以往随意调派的做法。
第五,船舶加强了自主管理,船员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增强。对扭转受“文革”影响,生产、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人们思想混乱,“吃大锅饭”的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记者:当时传言说这一制度是“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卓东明:1980年至1982年,玉林轮三年的利润分别为274万、239万、620万。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而相对而言,这三年发给船员的奖金只有4.2万元,平均每人每月25.6元,这说明船员当家作主的精神加强了,而非有些人所说“定船包干”是“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体制改革救活一家船厂
记者:听说您用体制改革救活了一家船厂,这家船厂不仅扭亏为盈,去年还实现了18个亿的净利润。您能讲讲这段故事吗?
卓东明:当时我在广远的船舶技术处当处长。广州远洋公司有一个航修站,1972年成立,这个小厂修理的力量很差,没有修过一个像样的船,还经常跟船上有矛盾。当时一修船就十天二十天的修不完,效率非常低。工人们也不安心,干这个活儿挣的不多,又吃苦,上岸去又被人看不起,都满腹牢骚。
这个厂要是关闭了,三四百人的生计很成问题,设备和厂房也不能闲置。
那时我到香港,看到船一进港,还没抛锚,工程人员就上来检查,锚一抛好,就开工了。我们的厂,船靠上岸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效率非常低。
我就想学习香港的管理方法。找了香港一个关系好的船厂,厂长是很爱国的,找他合作,不是合营,合营手续太复杂,多给他船维修,他派一个船厂厂长、一个领班、一个技术人员过来。
我要求这个厂的修理时间跟香港一样,估的价比香港便宜,节省的部分给大家提成。原来报修一个月,香港报14天,香港报20万,这个厂报14万,我说14天干完这个万吨船,就在这6万里提出40%作为提成奖励。这一动员,工人劲头来了,真是14天修完了。
以前一年只能修8条船,那年到了10月份的时候才修了不到4条船,后来三个月修了6条船,实行这个办法以后,这个厂面貌改变了。第二年安排了16条船,这个厂就活过来了。
这个厂就不光救活了,还实现了利润大突破。这个船厂现在叫广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去年净利润18个亿,已经发展到两个厂,三个浮船坞。现在是全部修外国船。
给中国远洋公司搭建网络平台
记者:80年代,电脑还是个新兴事物,在发达国家都没达到普及的程度,更何况是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您怎么会想到给中远装电脑呢,并且还做到了全球联网?
卓东明:现在谁都有个人电脑了,现在来说不奇怪了,80年代这是不得了的。当时远洋总公司旁边的经贸部只有两个终端,一个直拨电话,IDD。
我那时候调到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1983年,我在丹麦的一家公司看到办公室的每个人面前都有个终端电脑,非常方便。我就想给中远也装电脑。
当时外轮代理公司归远洋管,每天有很多传真,来了先给领导,领导再批给主管,主管办完再送给领导,再发出去,一圈批下来,一天都办不完。如果每人一个终端,科长分下去,处理完认可一下就发出去,两个钟头就解决了。
我去了解了一下,据说复式通没有前途,要用IBM。当时中远有五个分公司,总公司换电脑,分公司也要换,还要联网,还要跟国外建立联系,这些都需要钱啊。
我当时主管买船,我就想,买船时省一点,就够给中远买几十台中型计算机了。
回来跟几个搞软件的谈,在办公时使用计算机,他们说试试看。我就到大连远洋来,买了一批设备,教他们怎么做,用了一段时间,开个现场会,全国推广。当时的中远,每个处都有了IDD,都使用终端办公。
尾声:卓老的晚年,爱上了摄影和摄像,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随身的背包里,照相机和录像机一应俱全,拍完就自己做视频,配文字,配音乐,忙得认真而忘我,夫人总是笑着训他,“老头子一忙上电脑,就什么都忘了。”卓老乐呵呵地说,“他交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有什么不会的问题,就向年轻人请教。”【海运网记者:谢丽娜】